|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学者也在对企业文化进行着可贵的探索。对中国学者而言,企业文化借鉴学习外来企业文化的思想和经验,逐步实现中国化,用中国的企业文化来推动和促进中国的企业发展与获益,是中国企业文化探索的方向,也是当前以新理论和新思想进行创新实践的现实问题。
一、对传统文化精神资源的继承
传统文化一个突出特点是具有继承性,在中国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中,我们不能忽视对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精神启迪因素的继承。在优秀的传统文化中,“诚信”的思想是被突出强调的民族思想,它将民族文化带向高信任文化;同时,以高信任文化为支点的民族或社会,其社会发展和经济生产,势必会形成蓬勃之势。
《论语·颜渊》篇(选自杨伯峻《论语译著》,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12月第2版,第126页)有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子贡问治理国家的道理。孔子的观念有三个:“足食”,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的安定;大家有饭吃、有衣穿、生活好。第二“足兵”,要建立国防。能够做到“足食足兵”,还要使人民对治国者和他的政府信任。前两者是就物质而言,后者是就精神而言。在治国者这里提倡“信”,就是要他的政府不腐败,政府应当是为民的政府,不是为个人的政府。这是一个很高尚的政治道德,体现了儒家正直而崇高的政治态度与政治理想。而这样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理想在子贡和他的老师一问一答中愈加表现得清楚。子贡说,假使时代的环境,到了没有办法完全做到的趋势,要在这三件事之中减去一件的时候,应该先去掉哪一样?孔子说,先去了军事经费,缩减人事预算。子贡说,万一碰到这时代中,一个国家非常贫穷困苦,把军事经费撤销了,还不能维持,对于足食与立信这两点,又应先去哪一项?孔子说,那宁可牺牲经济建设,大家穷,乃至没有饭吃都可以,唯有一个政治大原则中的“信”,必须坚守。人民对政府有信赖感和信心,政府也就具有了统治的力量,“民无信不立”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对这个“信”,很多人理解为“信誉”、“信用”,说话办事必须有信誉。但孔子是从更高的政治态度与道德上来讲“信”的,他强调的是“信仰”、“信念”的意思,他认为政府必须有一种让大多数人接受的信仰和信念;而信誉本身也是体现了某种大多数人愿意接受的信念的,如果你的信念与大多数人背道而驰,那么你就不可能在他们中间创造信誉。人是会思想的动物,信仰和信念是支撑人的精神生活的支柱,是人的行动的目标和动力。社会和群体只认可有职责感和有信仰、信念的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令人们信赖,他们不是为个人而存在和工作,而是为社会为大多数人生存和工作。从古至今,这个政治道德感高则高矣,但从未被人们动摇过和否定过。
国家的存在是一种政治,企业的存在也是一种政治,它们都是为民和为群体的活动。同样的,信仰和信念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有目的性的:“我为谁而存在、而发展?”这个“为谁”当中就包含着企业的价值观。有一定的价值观作导向,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才会有目标,员工的工作、生活才会有精神支柱。价值观作为组织文化的核心,为全体员工提供了一种共同的意识,也给他们的日常行为提供了指导方针,他们感觉到了作为一个企业人生存的意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选自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10月第一版,第14页。):
邹人孟轲见魏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曰:“善。”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对“有国者”、政治家、管理者来说,要有仁义之政治胸襟,才可能做到推恩泽于百姓和大众,才可能接受树立现代社会的社会分享价值观,并自觉为社会提供和储存社会资本。他们有推恩泽于百姓和大众的思想,“利民”的价值观才可能被体现出来。
由此,我们从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那里,可以提炼出和补给当代企业文化的价值观,即:我们不否定企业人的一切经济行为,但是在企业人在自己“足食”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出于一种崇高的道德感,也来考虑一下与社会和公众的关系?在完成自己的经济行为时,也持有一份为社会的政治道德态度?
在我们接受的西方企业文化观念中,其企业文化价值观是围绕着“诚信经营”、“确立社会共享价值”原则树立起来的。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精诚所致,金石为开”,“朋友有信”,“人无信不立,政无信不威,商无信不富”,这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至理名言把诚信列为大至治理国家、小至从事任何职业的一条首要道德规范。应当说,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有自己民族文化道德思想基础。
二、对外来企业文化思想与经验的借鉴
建设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中,必须借鉴和吸收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理由有三点:
第一,在外国的企业文化中,许多观念和行为准则反映了科学技术进步的客观要求。从这个意义上看,它具有许多共性,而这种共性值得不同国度的企业认真地学习与借鉴。事实上,企业文化的思想,是西方的管理学者在深入考察了日本企业的先进经验后发掘出来的,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分享价值的共性,完全可以被东西方各国企业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时所吸纳。
第二,外国的企业文化建设,从20世纪70年代起到现在,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路程,积累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许多东西对我们会产生非常有益的启迪作用。例如,在企业文化的软环境建设中,日本企业西武公司实行“擦鞋入社式”,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员工对企业的神圣感,提醒员工时刻意识到企业在自己心中的位置与价值,自己对企业所肩负的责任和义务。再如,通用总裁韦尔奇利用给股东写信函来传达企业科学的管理思想,以一种情感联系的方式传输与确立股东、管理者和企业员工的社会分享价值观,进行企业的信任与忠诚的文化建设。
第三,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国经营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其结果,必然会出现跨文化式管理。这种管理,有时表现为相互的融合,有时表现为相互之间的冲突。要保证经济的交往与合作顺利进行,就要求跨文化之间,主要在东西文化之间,加强相互理解、相互沟通、相互融合;以广泛和频繁的交流与沟通,减少相互磨擦和相互冲突。西方人把这种文化间的融合视为指导社会活动和经济生产的一种有效的社会资源。例如,瑞士管理学者苏姗C·施奈德为我们提供了两则案例:
IBM的一条戒律是:“在工作日不能饮用酒精类饮料。”因此在员工餐厅不供应酒类,即使在某些国家中,红酒和啤酒已经在人们日常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法国和德国也不行。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IBM的法国分公司终于开始供应酒类……
另外一个例子是有关迪斯尼在法国的经理人员的规定:他们必须和其在美国和日本的同事一样遵守着装规定———即最低限度的化妆、修短指甲并且不涂指甲油、耳环的大小不能超过一个法郎硬币(男子不能戴耳环)、每只手戴的戒指不能超过一个……这些都明确地列示在一份长达9页的文件中,同时迪斯尼更是为新成员制作了一份录影带,以其中的形象作为标准,来确保迪斯尼的员工每天的外表和精神形象是“健康和干净的”。而这些举措在法国员工中引起极大不满,最后甚至闹到了法庭上。
对于那些必须“站在舞台上”或者是直接面对顾客的员工来说,统一的着装和行为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规定同时也约束着在办公室里工作的职员和经理们。一名爱尔兰的工商管理硕士(MBA)就曾经说过,她并不认为着装规则会掩盖自己的个性风格,只是不喜欢由别人告诉她该穿什么(苏珊C·施耐德《跨文化管理》,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343~344页)。
这两则案例说明,跨国公司经过与本土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对本土文化和必须“站在舞台”上具有本土文化积淀的员工精神人格做出了理解与尊重,在彼此理解与尊重的基础上,达到了文化的融合。事实上,谁真诚对待人家的文化习俗,不搞文化歧视,平等对待另一块土地上的员工与顾客,谁就会有前途,有发展。摩托罗拉在中国的本土化,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明的文化融合案例。我们看到,他们从与政府的合作关系上、品牌本土定位上、就地购材上,到本土人才选取与培养上,再一直到对本土顾客的全方位的真诚服务上,都是将其作为一项企业文化事业来做,将其作为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来认真对待与决策。你选择了别人,别人就选择你,这已经成为那些有成功经验的跨国公司在境外发展的共识。
事实上,企业文化也不是西方的专利。有例为证:90年代初,一个中国企业代表团访问日本,一位有心人就公司文化向日本企业家请教,连问几人,他们均回答并不知道有公司文化这回事,说是日本公司有社训而无公司文化,如果有也是跟着中国学的(孔祥军:《知识经济时代的公共关系》,东方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210页)。举出此例,并非是在效仿夜郎国,而是借此阐明这样的观点:学习和探索企业文化之路,不是只有一条生搬照抄西方企业文化之路———以前我们在其他理论研究的领域里已经走过许多弯路。根本原因是我们忽略了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精神与我们行为尤其是经济行为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甚至否定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精神的核心精神对我们的积极影响部分及对文明进步的支持作用。而20世纪70年代,当德国著名社会科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对中国的传统精神———儒学和道学的批判仍有极大影响力的时候,一种新的经济发展现象已经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更大关注与探索的热情。70年代以来,以儒家伦理为传统文化的东亚地区的经济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基于这种情况,有人探识性地提出,是儒家伦理促进了像新加坡等这样的国家的经济发展。而韩国学者李文永和当今中国许多学者都从不同的方面发现与探识到孔孟儒学与老庄道学与文明进步的密切关系,他们从组织文化理论的诸多方面重新审视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影响,具有十分积极的探索意义。
如果我们围绕着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展开一场颇有深度与规模的探讨,如果我们虚心地学习西方国家和东亚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经验,将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和传统精神与外来的先进思想结合起来,相信中国的企业文化会有一个更加宽阔的成长天地。 责任编辑:admin |
